1990年代前期，大陸留學生在硅谷初來乍到，當務之急是找工作養家糊口，哪兒敢想創業呀。我的創業實在是個誤會，還是稱為“被創業”準確點兒。

那是1995年初，我在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做高級工程師已兩年，參與先進模擬半導體工藝的開發。該學的都會了，工作勝任輕松，頗受重用，項目經理言聽計從，閑來申請幾個專利的獎金，就足以維持家用……但靜極思動，突然想轉行去學集成電路（IC）芯片設計。從半導體工藝轉到芯片設計，好比從裁縫變成服裝設計師，個人發揮空間大大增加，IC設計是硅谷半導體業的明星職業，但其難度也可想而知。可俺們向來不怕挑戰，而且有個大陸朋友，近50歲的化工博士，剛剛成功轉行為IC設計工程師，比起他來，俺好歹還是半導體科班出身呢。

當時我的計劃是先花半年時間看上六七本芯片設計的書，背背專業名詞，再改改簡歷，包裝一下，就出去碰運氣找工作。剛看到一半，吳啟明老師（清華無線電系56級，我的碩士指導老師；其妹吳啟迪是清華無線電系65級校友，后任同濟大學校長、教育部副部長）來找我，問我是否認識雙極型IC的專家，幫他們小公司（Opus）解決技術問題。我剛好看過一本書，《雙極型IC設計》，就硬著頭皮冒充專家，說我來試試。

當時，Opus接到個項目，仿制一個電視遙控器芯片，他們解剖了原始芯片的電路，但分析不清其工作原理。于是，每天下班后我去Opus加班，深夜回家后再緊急查書，二、三周后解決了問題，很有點成就感。

一個月后，Opus CEO洪先生又來找我，說：我們要成立個新公司，你愿意加入嗎？我問：這新公司做什么產品？答曰：CMOS image sensor(CMOS 圖像傳感器，簡稱CIS)。我從沒聽說過，又問：讓俺做工藝還是設計。答：設計。我于是一口答應，這不就省得去找工作啦。又過兩天，老洪找我說：既然你加入公司，那就做co-founder吧？我問：什么是co-founder? 他解釋半天，俺還是稀里糊涂。就這樣，我成了OmniVision Technologies（豪威科技）的“聯合創始人”，“被創業”了。后來才明白，這co-founder可不是好當的，從此，公司成敗的巨大壓力如影隨形，再也擺脫不了，無論上班下班，時時刻刻為公司操著心，真真切切是“選擇了另一種生活方式”，踏上了一條不歸路！

“入伙”之后，另一個co-founder，臺灣來美的Raymond Wu，悄悄向俺吐露了一個驚天秘密：公司的啟動資金是他“連蒙帶騙”來的！當時，全世界只有一家英國創業公司（VVL）在研發CIS。Raymond神通廣大，不知從哪兒拿到了他們的工程樣品，然后擦去公司印記，就冒充成了俺們OV公司的“研發樣品”。這種“樣品”當然不敢在硅谷露面，于是，Raymond帶著它回到臺灣，四處演示。最終，通過一個大學同學，認識了和成陶瓷HCG（衛生陶瓷廠商）邱家的二少東，Stanley Chui，在Raymond的鼓動下，想玩玩高科技，于是投資200萬美元，成立了OmniVision（以上僅為Raymond所述，沒有驗證）。得知真相，俺驚出一身冷汗，這上的是哪一條“賊船”呀！但上船容易下船難，還得硬著頭皮往下干。日后，如果公司失敗，這就成了“丑聞”，但如果公司成功了，大概就成了“軼事”！

OmniVision Technologies（豪威科技，OVT）成立時共有4名co-founders: 洪筱英是CEO，Raymond Wu負責市場營銷，T.C Tshu負責數字電路，俺負責模擬電路設計，可恰恰模擬電路是CMOS圖像傳感器（CIS）的技術核心。

如此重任在肩，俺這冒牌專家心里實在沒譜，于是趕緊去搬救兵，請來了清華微電子所碩士/博士班同學張鐘宣，也做co-founder。張是模擬電路高手，當時已做到硅谷某[敏感詞]IC設計公司的高級設計經理。可沒想到，他剛來了幾周，就被原公司以上百萬美元的股票期權+設計總監的高位給挖回去了；唉，俺們這小廟實在容不得大菩薩。

無奈之下，俺緊急招來了幾個清華微電子所的學弟，組成了OVT的基本技術班底，包括：何新平（80級[敏感詞]名）、劉軍(80級)、楊洪利/董其（82級前2名）……天分當然都沒得說，可惜沒有一個真正設計過IC產品。既然別人都靠不住，只得靠自己。于是，俺這冒牌專家邊學邊教，我看完的專業書大家也輪著看，不懂就一起討論，居然在半年內做出了[敏感詞]個樣品。

1995年全球只有2-3家初創公司開發CIS。可1996年2月的世界固態電子電路大會（ISSCC）組織了一個介紹CIS的講習班，人滿為患。此后半年內，有20-30家公司殺進了這個領域，包括Intel、HP、Sony、National……等巨無霸，每家都有幾百人的團隊，投入幾億美金。一時間，風云突變，巨鱷環繞，險象環生。相比之下，俺們OVT這“十幾個人，7、8條槍”的草臺班子實在不成比例。

可既然已經上了船，沒有退路，也只得硬著頭皮干下去了。俺們清華理工男有兩個特點：首先，不怕吃苦，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（公司管晚飯），每周工作六天半，所以開發進度奇快。其次，不信邪：大家都是初生牛犢，游擊隊打法，不拘一格，敢于創新，使我們產品在性能、成本及功耗上遠遠超過那些歐美大公司。

雖然在技術開發路線上走了一些彎路，OVT在1997年開發成功全球首顆單芯片彩色CMOS圖像傳感器（CIS）。比起傳統的4芯片組CCD圖像傳感器，CIS在成本、體積及功耗上都有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改進，短短數年間，引發了一場技術更新換代的產業革命，還令手機拍照的夢想得以實現。

親身經歷告訴俺：絕大部分歐美日大公司都是恐龍、紙老虎；也明白了“快魚吃慢魚”的競爭生存之道。這就是為什么，在硅谷，95%以上的創新都是由初創小公司們完成的。那大公司呢？靠著品牌、渠道及規模生產，再不斷并購小公司以獲取新技術，就能生存啦。

1990年代末，CIS開始大量用于電腦眼，OmniVision占據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，并于2000年7月，在美國NASDAQ成功上市。其后，俺又開始不安分，很想回國創業，于是就離開了OVT，那就是另一個故事啦。

十多年來，何新平、楊洪利相繼接任OVT的COO，帶領公司不斷發展，一直處于CIS行業的領先位置。近年來，OVT還為Apple的iphone4及new iPAD提供了拍照芯片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細細數來，前前后后，由清華無線電系畢業生所創辦的CIS芯片設計公司竟有六個之多（包括85級畢業生趙立新創辦的上海格科微公司），占據了全球市場的半壁江山。

2000年7月，OmniVision 在NASDAQ 上市后， 俺信心倍增，蠢蠢欲動：咱中國留學生既然能在硅谷干出一番事業，那也該回國創業試試身手啦！

當時，國內半導體產業正是百廢待舉，舉步維艱之時：1990年代后，面對國際大公司的全面進入，中國原有的數百家半導體國有企業，在嚴酷的市場競爭中幾無幸存（除少數[敏感詞]企業）。傾國之力新建的華虹NEC公司（國家909工程，1995年動工），又年年虧損，前景堪憂；而為之配套的幾個集成電路(IC)設計公司，只能做一些公交卡、電話卡之類的低端產品。在全球信息化的滾滾大潮中，中國卻面臨著半導體產業（信息化社會的載體與核心）全面缺失的危急局面！事實證明，高度市場化競爭的半導體產業，在僵化的國有計劃經濟體制下，幾乎不可能生存。[敏感詞]的希望，是在市場機制下，鼓勵民營創新企業（及新型市場化國企）的發展，重塑中國的半導體產業，這是一條艱難的鳳凰涅槃之路！

在危難之際的2000年，信息產業部發布了18號文件，首次明確鼓勵軟件與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；同時，中國[敏感詞]個國際化半導體晶圓代工廠，中芯國際公司，又在上海張江科技園奠基，給中國半導體產業帶來了一線曙光。

2000年秋，我踏上了闊別11年的故土，開始了一個海外學子的回家和創業之路。創業的首要問題是做什么產品？為此，我從北到南，從東到西，跑遍了全國進行市場調研；最后在清華同學冀衛衛（無線電系77級）的引薦下與信息產業部曲維枝副部長吃了午飯。席間，曲部長詳細講述了我國手機芯片的尷尬現狀：擁有全球最多手機用戶的中國，所有手機核心芯片都要從美歐進口。為了打破壟斷，信息產業部于1997年組織國內各相關公司集中攻關，幾年下來，花了好幾個億，除了一堆項目驗收報告，在產業化上沒有任何進展。她說：2G（第二代移動通信）已經沒辦法了，如果3G（第三代移動通信）還是如此，實在無法向國家交代！3G俺是一竅不通，但剛聽喬彭（清華無線電81級碩士生，美通無線公司和凌訊公司聯合創始人）提起過。于是，俺一個電話打到硅谷，第二天，喬彭就風風火火地趕到了北京。就這樣，產品方向定了下來：研發3G手機核心芯片（相當于手機中的CPU），在移動通信的大潮中，其市場規模將會是電腦的N倍。

俺們帶著美好的期望回到硅谷，趕緊招兵買馬。[敏感詞]個找的就是清華無線電系微電子專業79級的武平，當時他任硅谷MobileLink公司的研發總監，負責開發2G手機核心芯片。意外之喜是武平不但也想創業，而且有了個初步的團隊，已經折騰了一段日子，經歷了幾番風雨，正在猶豫徘徊。俺們一來，就像打了針強心劑，兩方合一，團隊超豪華，看上去很美。于是，風風火火地干了起來。

下一步就是要找錢。世上之事只分兩種：一種是花錢，一種是掙錢。所有花錢的事兒干起來都是痛（快）并快樂著，而一碰到掙錢(如融資，募捐，產品銷售……)，那就是千難萬難，那才是真正考驗磨難之時！俺們這個硅谷留學生超豪華團隊也不例外。

開始一切很美好，12月中旬，俺們[敏感詞]次和Acorn Campus（由硅谷華人成功企業家創立的孵化器）接觸，就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承諾，對方甚至還主動提議讓陳五福(傳奇華人創業家，當時已成功創辦過5家高科技公司)來作代理 CEO。第2天，俺們就高高興興地回到北京，參加信息產業部專門組織的中國3G產業發展研討會。可是，十來天后，當俺們風風光光地回到硅谷，風云突變，忽然冒出了另一個團隊（主要由臺灣留學生組成），也來競爭這個項目。而Acorn建議兩個團隊合一，一起資助。雙方團隊談了好幾次，但理念差得實在太多，無法融合，于是，這個機會就失去了。

不久，隨著安然丑聞的爆發，美國通信產業泡沫破滅，硅谷經濟一片蕭條，寒風凜冽，俺們的融資陷入了困境，團隊也出現震蕩。到2001年3月中旬，俺們甚至約定，如果一個月之內再沒有突破，就只得放棄這個項目，另謀出路。

危機蘊育著轉機，不久后，武平的一次臺灣之行帶來了好消息：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先生愿意投資，終于解決了俺們的融資難題（有意思的是，幾年后，聯發科與展訊共同創造了中國“山寨”手機市場，并成為此市場上[敏感詞]的競爭對手）。就這樣，展訊通訊公司于2001年4月正式成立了。團隊幾經離合后，最終的公司創始人為武平、冀晉（清華無線電77級）、范仁勇（南京大學78級）、張翔（浙江大學，2004年辭職）和我。

2001年4月初創時，展訊通信公司5位創始人的分工是：武平任CEO，我任CTO，張翔任中國總經理（2004年辭職），范仁勇和冀晉分別任副總裁。當時，展訊面對的都是美歐超級大鱷：德州儀器（TI）、摩托羅拉（Motorola）、西門子（Siemens）、飛利浦（Philips）等。手機核心芯片是最復雜的集成電路之一，不僅要求數千萬門的超高集成度，還需要超低功耗，以滿足長待機時間。更難的是，為了保持不間斷的穩定通話，軟件算法要處理各種千變萬化復雜條件下的小區間實時切換，其超高的開發難度及超大的測試工作量可想而知！在國際大公司中，開發新一代的手機芯片，通常需要1000-2000名硬、軟件工程師相互配合，研發5-7年，花費5-10億美元，產品才能成熟上市。而展訊[敏感詞]期融資只有600萬美元，面對著嚴峻的挑戰。

那時，國內具備芯片設計經驗的人很少，高端人才更是幾乎沒有。于是，我們在硅谷組建了一個二十多人的芯片設計團隊（幾年后又移回了國內），同時在上海招了五六十個工程師，組成了軟件團隊。清華無線電系校友盧斌、謝飛、康一和趙彤等先后回國，手把手的傳、幫、帶，幾年內國內員工水平突飛猛進，承擔了幾乎所有軟件開發工作。

硅谷是世界創新中心，它不僅有全球領先的技術，更重要的是它幾十年來探索出的創新體系，包括投融資環境，企業家精神及公司管理體系等。當把硅谷經驗帶回國內，并結合本土優勢， 展訊公司創造了業界的一個奇跡：從成立起，6個月完成2.5G手機芯片設計；10個月內芯片驗證基本完成；12個月內軟件集成初步完成，打通電話；又經過一年的外場測試及通過各種認證，24個月芯片開始量產！

這其中的酸甜苦辣難以盡數，僅舉數例：

2002年，展訊需第二輪融資時，正逢互聯網泡沫破滅、“9.11”恐怖襲擊，硅谷一片蕭條，融資難上加難，公司眼看錢快燒完了。危機關頭，在武平提議下，高管及美國員工大幅度降薪，助公司度過了難關。而這時能融到錢，展訊的快速研發及大膽創新起到了決定性作用：我們創造性地把三顆芯片（數字、模擬及電源管理）合而為一，而這顆單芯片的面積僅為競爭對手一顆數字芯片的三分之一！

2003年，我們有了芯片產品，但賣給誰呢？諾基亞、愛立信、摩托羅拉等國際大品牌，想都別想！國內客戶膽子大，敢于試新、當“白老鼠”，可惜沒有研發能力。于是，展訊大包大攬，從芯片到軟件，到印刷電路板和機殼設計，到認證測試，全做了。客戶只需改個手機外觀，再換個開機畫面，產品就完成了，不折不扣的“整體解決方案”！于是，一夜間，在深圳催生了無數貼牌手機生產商，形成了日后[敏感詞]的“山寨”手機現象！算起來，俺們與臺灣聯發科一起，也算是“山寨模式”的共同創始人。

從純技術公司到市場導向的公司要經過脫胎換骨的痛苦磨練。“山寨”手機起自MP3音樂功能。俺們想既然是音樂手機，那音質一定要出色，必須是雙聲道碼率128kps。當時展訊芯片是軟件MP3，只能支持單聲道64kps。于是，俺們快馬加鞭，趕緊設計新芯片。可沒想到，俺們剛干到一半，突然市場上鋪天蓋地冒出無數款MP3手機，都用聯發科的芯片，都是單聲道32kps！俺們把腸子都悔青了。痛定思痛，到流行MP4視頻手機時，俺們學乖了，搞了一個“準MP4”（實際是動態JPEG技術），趕上了市場窗口。

市場的需求是創新的原動力。從2004到2009年（智能手機流行之前），多媒體手機的創新，80-90%都是從深圳（華強北）“山寨”手機市場流行起來的。從MP3/MP4手機，大屏幕/大音量手機，到手機集成收音機/電視功能，甚至什么香煙盒手機、法拉利手機，五花八門，層出不窮。最典型的應該是雙卡雙待功能，為無數離鄉背井的人，節省了昂貴的漫游通話費。這是在一次客戶訪談中，夏新總裁李曉忠對我們提出的需求。回來后，展訊研發團隊深入研究，創造性地提出純軟件解決方案，半年內就推出產品，迅速風靡市場，并成為剛需功能，迫使國外大品牌客戶的手機也不得不跟風。

就這樣，憑借高性價比、整體解決方案、靈活的本地支持、“快魚吃慢魚”，聯發科和展訊在國內市場上激烈競爭，高速發展，短短三四年就把TI、ADI、飛思卡爾（MOTO）等大公司擠出了中國市場。業界對此有個形象的比喻：兩個武功高手在帳篷里比武，打了個天昏地暗，不分勝負。出門一看，外面倒下了一片人，都是被倆高手發出的內功誤傷的。

展訊的年銷售額，從2003年到2007年，每年增長2-3倍，達到近10億元，并在美國NASDAQ成功上市。其后數年，又經歷了生生死死，浴血重生。2013年，員工達到1400人，銷售額突破70億，成為國內[敏感詞]大獨立半導體設計公司。

2000年前后，全球有十幾家初創公司開發3G手機芯片，但只有展訊存活下來，為什么呢？并不是俺們特別聰明，只是俺們有兩點與眾不同：其一，武平建議“掛羊頭賣狗肉”：找錢時說要做3G，拿到錢后，先做2.5G現有的市場。當初業內預測3G市場2002年到2003年起飛，但實際是2007年后，3G才開始流行，絕大多數公司沒有等到那一天！其二，俺們有幸回到中國，發現了“山寨”市場，走上了“農村包圍城市”的井岡山之道。生逢其時，又見證并參與了中國的大發展，何其幸哉！

世紀之交，世界急劇轉變。而其間最重大的變化，莫過于出現了一個規模足以媲美于歐洲、北美的新興市場，以中國領頭，印度、俄羅斯、巴西、東南亞緊緊跟上，這必將在今后數十年徹底改變現有的全球產業格局！

市場的掌控者制定游戲規則，天經地義，所以過去百年間的各種工業標準，幾乎全部是由歐美大公司主導。工業標準的制定，原本是為了統一規格，便于各廠家之間產品兼容，以促進產業的發展。但1990年以后，這一初衷已被完全扭曲，控制工業標準，成為了歐美大公司壟斷技術和市場，打壓競爭對手的主要手段之一。因此，標準之爭，關系到中國自主創新，產業升級的大局，影響到中國產業長期的生死存亡！然而權利不能靠施舍，只能自己爭取。中國百年[敏感詞]個國際標準：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（3G），TD-SCDMA的艱難成長，就是個縮影。

2000年，中國電信研究院在最后期限前向國際電信聯盟提交了3G標準提案：TD-SCDMA。沒想到，出乎意料順利，很快就被批準了，成為了三個國際3G標準之一（另兩個是CDMA2000（北美標準）和WCDMA（歐洲標準），目前分別被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所用）。可隨后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：數年間，沒有一個歐美大公司開發TD手機芯片。至此，才恍然大悟：讓你的標準通過，那是給中國政府面子（畢竟在中國市場已賺的缽滿盆滿），沒有手機芯片，TD標準也就是廢紙一張！

政府急了，求爺爺告奶奶，終于在2002年成立了兩個中外合資公司：上海凱明（2008年倒閉）和北京T3G（后被飛利浦半導體收購，目前在TD市場幾乎銷聲匿跡）。人家飛利浦、諾基亞等大佬本來就是出幾百萬美元打個醬油，陪政府玩玩兒，干得優哉游哉：芯片設計就要3年，2005年才[敏感詞]次試流片。真要如此，套句俗話，黃花菜都涼啦，TD必死無疑！

危急關頭，終于有人看不過眼了，提槍躍馬，大喝一聲：俺來了！諸位大佬們心一驚，抬眼望去，不禁失笑，一個無名小卒單槍匹馬殺將過來：展訊通信公司要單挑歐美大佬們！2003年初，展訊只有二百多人，2G芯片開發接近完成，但還沒量產，公司也正在最困難的階段。武平和我徹夜長思，反復討論，最后，想起了回國的初衷，在這關鍵時刻，不能挺身而出，拼搏一把，會一輩子良心不安！就這樣，我們咬牙做出了困難的決定，并說服董事會，停掉做了一半的WCDMA項目，全力以赴，開始做TD-SCDMA芯片。

為了了解TD標準，展訊決定和大唐移動深入合作。為此，雙方技術團隊需要深入討論一次。當時很不巧，2003年5月，正是“非典”高峰期，大唐團隊在北京，展訊在上海，隔空相望，不能見面，焦急萬分。等到6月份，實在等不及了，決定雙方團隊到上海太陽島度假村見面，集中討論了十來天(當時，整個度假村空空蕩蕩，好似我們包場了）。會后，展訊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時間表：半年完成芯片設計，一年內打通電話！

這下就像捅了馬蜂窩，業界議論紛紛，無人相信。信息產業部馬上派來了10位國內[敏感詞]專家，只問一個問題：為什么別人要設計3年，你們只要半年？俺們口干舌燥地介紹了自己豐富經驗、先進CAD工具、硅谷玩命兒精神、過去成功紀錄……專家們也是將信將疑。不久，業內傳出風聲：又出現了一個“海歸”騙子公司。俺們憋了一口氣，埋頭苦干，2004年2月設計完成開始流片，4月底樣片回來，5月底打通了[敏感詞]個物理層電話。這時，業界才開始相信展訊。時任信息產業部產品司司長的張琪校友（無線電系）聞聽此事，立即讓俺們去做了匯報，并打破常規，給展訊以項目資金支持，解決了公司的燃眉之急。

可是，這只是TD產業化的[敏感詞]步。此后，歐美大佬們開始動作頻頻，散布“TD不能單獨組網，只能作為其他3G網的補充”等種種輿論。在各種壓力下，數年間，TD又走過了室內測試，室外測試，小規模組網，大規模測試，其中無數的艱難險阻，真可謂步步驚心！

最危急的一次是2006年春天，為了與國際電聯抗爭，信息產業部要求TD從“異頻組網”升級為“同頻組網”，這大大增加了相鄰小區間抗干擾的難度，實時監測的相鄰小區數從4個，增加到7個以上，對芯片解碼算力的需求，增加了2.5-3倍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必須要在11月的青島移動外場實測中達標，根本沒有再開發一顆芯片的時間，只能優化軟件算法，硬擠出計算時間。這幾乎是mission impossible！我只得親自上陣，與算法團隊，集思廣益，腦洞大開，奇思怪想，層出不窮，終于在4月底，找出了一條稍有希望的技術路線。然后是加班加點，爭分奪秒，終于趕上了9月的青島外場初測。但實測結果一出，不出意料的悲慘，路測通話率只有28%，而標準是95%以上，只剩2個月時間。我帶著幾十人的攻關團隊，駐守青島，每天夜里通宵路測，上午休息，中午開會總結，分析問題，提出解決方案，下午與總部聯系，修改各層軟件，提供新版本，晚上繼續路測。拼死拼活整整2個月，終于在最終測試中達標，平均通話率97-98%，又創造了一個奇跡！

就這樣，展訊與大唐/T3G/重郵信科等芯片廠商，及華為/中興/新郵通等基站廠商，還有海信/聯想/波導等手機廠商，密切合作，相互激勵，歷盡千辛萬苦，一步步走了過來。終于，在2009年初，TD的運營牌照發給了中國移動，從此開始了商業化的進程。

三年來，TD產業在不斷發展，不斷改進。當年預計銷售TD手機8000萬部，占國內3G市場40％以上。中國百年[敏感詞]標準終于產業化成功啦！

TD產業的發展還帶來兩個效果：首先，TD產業鏈（基站、芯片和手機）完全被華為、中興、展訊、聯芯、海信、聯想等國內公司所主導，極大地帶動了移動通信產業的升級。其次，TD大規模產業化成功，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在4G通信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：中國4G標準，TD—LTE，已被接受為國際兩個4G標準之一，有望占領全球30-40%的市場份額！

10年TD艱辛之路走來，深感一切只能靠自己。歐美大佬們總犯一個錯誤：既低估中國政府的決心，又低估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與苦干精神！俺相信，只要我們堅定信念，建立自信，埋頭苦干，中國自主創新，產業崛起之潮流是勢不可擋的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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